36天，我的美国教育之旅(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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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希贵

写在前面

长期的学校工作经历，使我更关心常态下的教育教学效益。如何在一般的师资、一般的学生状况下，在一般的学校、一般的课堂里提高教育质量，是我孜孜以求的教育理想。所以，当了解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就时，也就自然萌生了前往求学的念头。

　　2005年4月，应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阿瑟·莱文院长的邀请，带着在国内录制好的中小学课堂教学素材，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了哥化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与这里的教授和纽约市的中小学教师们一起，开展了36天的研究。我们试图通过对常态课堂教学中“关键教学事件”的点评与分析，启发教师们自我反思，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一个教师培训的模型。

　　哥大教育学院是美国最伟大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工作过的著名的教育社区，也是我国胡适、陶行知、陈鹤琴、张伯苓等一代教育宗师在美国求学的母校。可以说，她既是美国民主教育的发源地，也是中国现代教育的播种机。做访问学者的36天里，我一直沉浸在校园内民主教育的浓厚氛围里，我近乎贪婪地寻找着一切可以学习的机会，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营养。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一直在不停地听课：因为要完成“关键教学事件”的研究课程，与哥大的研究生们一起在教育学院听课；因为要去实验学校收集数据，与哥大的教授们一同去纽约的中小学听课；因为要对国内中小学课堂教学进行解剖分析，还要和我们的研究团队一同分析从国内带来的课堂教学录像——其实也是听国内中小学的课。

　　听课多了， 特别是坐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课堂里，我常常惊讶于东西方教育既显而易见又难以察觉的相似和不同。尽管美国的月亮也有阴晴圆缺，但对于希望“凿壁借光”的人们来说，也许更多地可以从中有所收获。

　　于是，我决定把36天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如实地记录下来，与所有关心中国教育改革的人们一同分享。

　

学生是课堂的主人吗？(1)

<b>　　2005年4月10日    星期日</b>

　　下午3点，在经历了12个小时的长途飞行之后，飞机降落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我又一次踏上了美利坚的国土，走进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校门。

　　哥伦比亚大学是美国最古老的“常春藤联合会”成员之一。 主校区坐落在纽约市曼哈顿岛，校园南北跨越10个街区，两条著名的南北大街阿姆斯特丹和百老汇纵贯校园，是典型的城市大学，也因此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校产最昂贵的学校。哥大的学术成绩享誉全球，曾产生过包括杨振宁、李政道在内的7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和10位国家工程学院院士，改变人类生活的激光、调频广播的发明，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荣耀。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两任总统是这里的毕业生，第34届总统艾森豪威尔则是哥大第13任校长。14位纽约市市长、10位纽约州州长也都是哥大著名的校友。

　　教育学院作为哥大的三个独立学院之一，在管理上相对独立，孕育了许多世界著名的教育泰斗。被誉为“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南开大学的创办者张伯苓、幼儿教育专家陈鹤琴，也都是这所学校的校友。

　　这次美国之行，我的身份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访问学者，我将要面对的课题是中美中小学常态课堂下“关键教学事件”的研究。

　　对我而言，暂时推开纷繁的行政工作，告别自己熟悉的城市，离开朝夕相处的同事，从浸润了自己生命近30年的习以为常的教育生活中跳出来，投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教育环境中，面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生活和工作的校长、老师、学生以及大学的教育研究者们，将能够获得些什么？

　　我对自己的美国教育之旅充满了一种探索的冲动和新鲜的好奇！

　　不想，晚饭还没有完全结束，戴维先生的第一个问题就向我逼来——“学生是课堂的主人吗？”

　　这个问题还需要回答吗？在国内，这个耳熟能详的句子，已经在校园里响彻了20多年，它甚至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原则性口号，以至于到今天，大家感到已经无需再提了。

　　可有多少人认真考察过：在我们的校园里，学生真的是课堂的主人吗？

　　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教师公寓里，当课程专家戴维先生向我发问的时候，我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他发现，在我们的课堂上，学生并不像是主人。

　　晚餐还没有完全结束，我们就迫不及待地一边看我带来的课堂教学实录，一边商讨下一步的研究工作方案。

　　戴维先生的视角还真是不一样，他不时地对我们的课堂教学实况录像“指手画脚”。

　　

学生是课堂的主人吗？(2)

刚看了一会儿录像片，他的问题就来了：“摄像机在课堂上为什么只摄教师？为什么只见教师在那里指手画脚？”而且，在一些录像片断中，教师与学生显然没有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因为所有教师的声音都有字幕；而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却没有字幕，无意的疏漏为什么偏偏发生在学生身上？难道连我们编辑录像的工作人员都这样看不上课堂里的学生吗？

　　然后，他又发现，课堂上的教师总是“抓”着学生，一个个地提问题，其他学生这时候还能学习吗？他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说：“要我这样上学的话，我可就不干了！”

　　戴维先生的评点，既让我感受到美国式的率真，又同时面临着思维的“威胁”。

　　课上完了，接下来是国内一些老师对教学环节点评的录像。奇怪的是，老师们点评的精力也大都放在了授课教师的身上，他们对授课教师在课堂上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关心备至，而对学生活动的关注却又少之又少。

　

我们的老师怎么了？

当看到一节小学数学《分类别》的课堂讨论环节时，戴维先生又发言了：“看上去孩子们都挺高兴的，一定是发现了不少东西，或者产生了不少想法，可他们为什么不能一同分享呢？”是呀，我也有些着急，老师是怎么了，为何不推波助澜，促成学生间的合作？但是，老师并没有这样做，于是，学生也不可能主动这样做，因为没有老师的指令，学生是不可以独自行事的，这就是我们的课堂。

　　“很好，坐下！”接下来，戴维先生又模仿了一位老师用手指往下一点的动作说：“学生回答了问题还不知道坐下吗？为什么老师还要这样手指一点，说一句‘很好，坐下’呢？要知道，这样做，小孩子连点面子都没有了，这不是在扼杀小孩子的自主能力吗？”

　　当我告诉他，中国的课堂上是有规矩的，学生坐下去与站起来都需要得到老师的允许，他更加惊讶起来：“中国的老师不是把学生当作课堂的主人吗？主人在课堂上还要这么小心翼翼吗？”

　　我警惕起来，实际上，我们自己并没有把这些口号当回事，可老外却信以为真了。

　　我该怎么向他解释好呢？

　　许多时候，我们对一些应该严肃认真的事情只是说说而已，真正做起来，却又是另一回事了。也许我们并不缺少理念，真正缺少的倒是躬行实践。

　　曾经看过一则报道，介绍英国2005年学校厨师赛，这是一场激烈的烹饪比赛，选手们要在有限的90分钟之内做出一顿饭。这顿饭要求有两道菜，评价的主要标准是看哪些饭菜能引起11岁孩子们的注意，看他们是不是对饭菜“一见钟情”，这与我们总是喜欢请一些专家来评判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美国海军学院考察，发现他们介绍学校的专题片自始至终讲述的是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过程，画面始终以学生为中心，看上去颇有些激动人心。不像我们在国内学校里见到的专题片，除了居高临下前来视察的各级领导，就是开拓进取的领导班子，剩下的就是名师获奖证书的大荟萃、各种荣誉的大展览……和学生有关的内容不过是一些出类拔萃者出来风光一下罢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口号常常与校园里的举动没有多少干系。

　　什么时候，我们能用心地去对待我们已经说过的事情？像“学生是课堂的主人”，既然我们自己已深信不疑，还是先把它落实在每一个课堂之中吧。

　

教师就是专家(1)

<b>　　2005年4月13日    星期三</b>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重点，是有关专家点评的问题。

　　我们希望在参与点评的专家组成上，能够更加多样化一些。话题自然扯到了请哪些专家参与点评的问题。

　　我强调说，除了请专家参与点评之外，必须再请一部分美国中小学优秀教师参与进来，因为，对于课堂教学来说，从他们那里可能更能够得到一些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

　　马格先生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向我质问道：“难道中小学教师不是专家吗？对于分析、评价课堂教学来说，教师就是专家。我们说请专家，更多地就是要请他们。”

　　原来是一个概念上的误会。在他说的专家里，自然就有中小学的老师们。

　　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问题吗？在我们看来，专家往往并不在第一线的课堂里，在课堂里的教师也往往不是我们所说的专家。因为，在我们这个世俗的社会里，老师被视为基层工作者，而且，老师们通常也有些自卑地这样认为。在一般人看来，他们所从事的不过是“小儿科”，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解。

　　难怪千百年来，我们始终不能在校园里培养出自己的教育家，因为，我们压根儿就没这么想过，教师也压根儿不会有这样的追求，不敢有这样的理想。

　　真可怕！如果教育着我们下一代的教师都是一些不敢有什么追求，仅仅希望“燃烧自己”的人，那我们怎么培育我们的孩子有远大的抱负？

　　可是，在哥大，把教师当作专家的意识早已渗透到教育学院的每一个细胞中。到哥大教育学院的第一天，我就已经注意到，在学院主楼的走廊里，在杜威雕像的旁边，挂着六幅很大的照片，全是人物肖像。根据经验，我以为一定是学院的历任院长。不想，仔细一看照片旁边的介绍，却发现全是学院的校工们！照片旁边的文字说明，向人们介绍了那些热情、细心、团结而又充满活力的清扫工和守门人。令人惊讶的是，其中一幅图片上正是我所住的教师公寓的门卫，一个墨西哥籍的小伙子。在他们看来，每一个岗位都可以创造奇迹，也理应受到尊重。

　　在哥大教育学院的学校宣传资料上，也处处洋溢着对“小人物”的尊重。资料上既有对他们的著名校友如“9·11调查委员会主席”的介绍，也有对“小人物”的描述。其中有一篇题为“当机会敲门时”的文章，就是向人们介绍80岁的校友鲁思·德莱瑟女士珍视机会，退休后继续帮助家乡撰写剧院广告的故事，用她平淡的一生，向人们彰显其对幸福的理解。

　　这比起我们通常的做法来，的确有些独特！

　　

教师就是专家(2)

因为要了解图书馆的情况，也因为学院把我学习和工作的地点安排在图书馆的五层，访学的第二天，图书馆的一位华人女士接待了我。她告诉我，现在学院只有两位大陆来的教授，是很不容易的。在教育学院，图书馆的工作同样重要，也要有相当的学术水平才能被聘任。

　　她十分自豪地告诉我，哥伦比亚大学总共有26个颇具规模的图书馆，总藏书达570万册，居全美第六。各个图书馆均有其特色：新闻系图书馆，收集有20年来全部的《纽约时报》；教育学院的图书馆则收集了美国70年来的中小学教科书和世界主要国家的中小学教科书。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教材这里均有收藏。如果没有对这方面知识的深入研究，做好图书馆工作是不可能的。

　　我想起了一则报道，每一年度，英国都要组织学校厨师竞赛，胜出者被隆重任命为学校首席厨师。他们的活动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使众多学校厨师的杰出工作得到社会的认可。这项活动的赞助商雀巢食品公司董事长戴维·费尔德这样评价进入决赛的选手：“从比赛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在学校里有许许多多辛勤工作、忠于职守并且非常有才能的厨师，他们所做的一切让全国各地学校的餐饮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我们应该为他们所做的工作鼓掌喝彩。”

　　说得太好了，他们做得也太好了！

　　是呀！“教师就是专家”，校工、厨师也可以成为专家，图书管理员更可能成为专家。当一个社会允许并鼓励每个阶层、每个行当的人都成为专家的时候，人们的潜能肯定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个性培养和个性成长也就有了适宜的土壤。而尤为重要的是，也只有在这样的土壤里，我们才能塑造出个性张扬、从容追求的孩子，真正使他们成为他们应该成为的“自己”。

　　同时，只有当一个社会鼓励并支持无论在哪个阶层、在何种岗位工作的人都有机会成就一番事业的时候，才能有利于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有利于达成真正和谐的社会状态。

　　总之，任何时候，社会和教育都不应当让人失去希望和梦想！

　　

培训能给教师留下什么？(1)

<b>　　2005年4月15日    星期五</b>

　　今天的话题是从培训效果的评估开始的，就是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教师培训的效果。这个话题让我感到新鲜。

　　在国内，各种各样面向中小学教师的培训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可以说丰富多彩，也可以说名目繁多，但似乎很少有人关注培训的效果。大家热衷的是：我做了，我请来专家了，大家集中在一起听课了、鼓掌了，于是培训完成了……至于培训的效果如何，那又另当别论了。

　　可是，在哥大教育学院的人们看来，这是必须首先想明白的事情：必须先把评估的方法想好了，然后才能开始行动。

　　关于评估，林教授谈了她的一些研究成果，其关注点可以从五个方面考虑：

　　1．通过培训，教师的思维是不是更开阔？

　　2．与培训之前比较，教师处理问题的方法是不是更具体？

　　3．遇到事情是不是先提问题，而且能否提出更好的问题？

　　4．通过培训能否使教师更清楚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方法？

　　5．培训是否使教师更加关注学生？

　　那么，究竟怎样才能实现这个目标，真正让受训者学有所获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关注点又发生了分歧。

　　我们通常把培训效果更多地寄托在培训者身上，希望他们能口吐珠玑，妙手回春，教给给教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或者是一些攻能克、战能胜的法宝。

　　戴维先生则更多地关注为受训者多大程度上提供互动的机会，他主张把大部分时间留给教师，让他们分组讨论，在碰撞中产生智慧，共同分享。

　　静下来想想，我们现阶段的教师培训基本上是填鸭式教学：用一个人的想法，去同化全会场、满礼堂的头脑。这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培训会不会有效果，并不仅仅在于会场上一时间的“头脑发热”、心潮澎湃，而是这种热度会不会持续下去并影响教师的日常教学行为。

　　英国教师培训机构TTA的首席执行官拉尔夫·特百勒曾经说过，绝大部分教师培训课程是在“浪费时间”，尽管这只占去了他们工作时间的5%。TTA的前身是“学校培训发展机构”，作为一个全新的机构，现在他们希望对员工和教师的培训能够适合每一个体。

　　如果我们的培训真的能像拉尔夫·特百勒说的那样，那么，培训者的责任就是“抛砖引玉”，好的方法或者说适合教师本身的方法不是从培训者那里听来的，它应该产生在教师们中间，而且，尤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培养教师与同伴互动、分享的习惯，重视倾听同伴的声音。只有这样，教师们回到学校里去的时候才能主动建立学习共同体，把互动、分享的习惯带到工作中去，培训才具有可持续性的效益。也就是说，我们的培训最终是单纯地教给教师一个固定不变的方法，还是留给他们好的思维方式和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尤其是，教师会不会拥有自主发展的动力？

　　

培训能给教师留下什么？(2)

当然是后者！这不正是我们一直想要的吗？

　　这样一来，我们的评估模型就是建立在对每位教师培训前后水平比较的基础上。对培训前每位教师的想法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之后，培训给“这一位”教师带来的变化才能清楚地显现出来。评估，也应该是个性化的，而不应当是笼而统之、“一箭数雕”。

　　培训究竟应该给教师留下什么？我想，它不应是一个简单的结论，也不应是一种具体的方法，而应是一种思维的方式，一种学习的习惯和态度，一种独立思考的精神。如果经过我们的培训得到了这样的结果：有多少颗脑袋，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么，这样的培训才算真正体现了教师专业成长的真谛。

　　

大制度与小规矩(1)

<b>　　2005年4月18日  星期一</b>

　　今天上午，是哥大教育学院终身教授评审委员会年度会议。又一批教授面临着新的选择：要么被认定为终身教授，只要本人愿意，就可以终身在哥大工作；要么得不到认可，在学年结束的时候“走人”。

　　教育学院终身教授的评选、审定工作，要求评审委员们必须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而且要记名投票。这与我们通常的做法很不一样。我感到很有趣：评委们怎么敢于冒着得罪同事的风险而署上自己的名字？

　　原来，学院有规矩，如果有谁透出任何关于评审的信息，那么你就会立刻被学院解聘，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大制度，才保证了评审工作的保密性，大家才不会担心自己的观点被他人泄露。

　　大规矩管着小规矩，有了大规矩，小规矩就没有什么办不好的。有了聘任制，其他制度的执行就变得十分自然了。

　　在国内，为什么许多事情听上去很好，就是没法操作，落实不到位？就是应了人们那句老话，“经”是好“经”，容易被小和尚念歪了。

　　再比如教师的推荐信，也是美国大学录取新生特别重视的，几乎没有哪家大学会无端怀疑推荐信的诚信度。但同样的做法，在国内却面临着诚信的考验。在有些教师笔下，什么溢美之辞都可以信手写来，可到头来，谁也对他无可奈何。人事制度是铁板一块，冰河里怎么可能长出荷花？

　　在我们的中小学，大家常常为“大锅饭”所苦恼，“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孬干好一个样”的机制，难以激发学校的活力。其实，在西方国家的许多学校里，这种“大锅饭”的分配制度也同样存在，可是，学校的活力却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因为每个应聘者都是自愿找上门来领薪水的，没有谁一定要把自己“捆”在这里，双向约定的责任和义务非常清楚，如果有谁无视这些而试图当南郭先生，恐怕于人于己都耽误不起。大制度下，谁都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既然自己选择了，你就没有多少理由不去尽力干好。或者说，你不喜欢这份工作，也没有谁挡着你做出新的选择。这样一来，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在现有的岗位上尽心尽力？

　　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大制度，美国的管理者们完全可以变得宽容一些。

　　在我们的学校里，这些事情往往就容易变味。因为用人体制的僵化陈腐、死水一潭，害得我们不得不在一些细枝末节上挖空心思地搞一些“伤筋动骨”的改革。例如，对教学工作的考核要量化，对班主任工作的考核要量化，对行政人员工作的考核同样要量化…… 几乎什么都折算成了分数。工资薪酬不仅依据课时还要依据分数，连本来没法“量化”的东西也非要排出个“甲乙丙丁“、“一二三四”，一路下来，免不了“按倒葫芦起来瓢”。“根”上早就出了问题，“枝蔓”、“果实”的毛病也就在所难免了。

　　

大制度与小规矩(2)

记得在###参与高考方案论证时曾经遇到的尴尬。当我们提出把大学招生录取的权力交还给大学的时候，偏偏就有在座的几位大学校长首先反对。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他们“要不起”这个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很明显，一位由大学以外的权力机构任命的校长，是难以办出一所具有独立精神的大学的，而一所没有独立精神的大学，更是难以抵挡来自社会各方购买权力的涌流。校长的权力并非来自学校， 我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求他义无反顾地对学校负责？于是，本该由大学各自独有的录取权只好全部收拢起来，本该对不同的专业制定的各不相同的录取标准也只好暂且不谈，全国水平高低不等的大学、千差万别的专业，也只能由同一个考试机构用同一个标准为大学录取学生，他们依据的标准，除了分数，还是分数，什么综合素质，什么多元智能，通通束之高阁。这种价值判断传递到社会，再由社会、家长转换成巨大的压力传递到中小学校，于是乎，校园里的“分数命根”理论大行其道；于是乎，教育官员们开始无奈：“30多个减负文件，管不了中小学的负担过重”；于是乎，教育这项事关民族未来的千秋伟业，仅仅成为家长们实现家庭目标的跳板。

　　环环相扣的死结竟来自我们自己留下来的人事制度的锁链，大制度之下，小规矩难免无可奈何。沉痛之下，多少人在思考，根深蒂固的人事制度堡垒何时才能冲破？

你不要对她说“No”(1)

今天，一位在哥大工作的华人女教授向我诉说了家里的一场文化之争——围绕着照看她那一岁半的女儿，丈夫与保姆之间发生的矛盾纠葛。

　　她的丈夫是一位美国白人，而他们请的保姆则是一位不懂英语的上海人，这下问题就来了。

　　一直以来，丈夫就对保姆照看孩子的方法心存不满，今天终于对着保姆比划了起来。在他看来，保姆总是在限制孩子，孩子的自主行动处处受到保姆的阻止。他认为，不能随意对孩子说“No”，在这个幼小的年龄，如果对她过多地设置障碍，就会扼杀她的创造精神和自主意识。

　　而保姆则十分委屈，她认为自己应该对孩子的安全负责，处处都要小心呵护，不敢有丝毫马虎，不想反而出力不讨好。

　　女教授夹在东西方文化之间，面对不同皮肤的脸色，左右为难。

　　不久前，我曾领教过她那位白人丈夫照看孩子的“功夫”。有一天，这位先生带着自己的宝贝女儿来到我的住处，随便往地上一放，便撒手不管了，任由那个一岁半的小公主在我那两室一厅里搞起了“大搜查”、“大破坏”，把所有的房间全都折腾得乱七八糟，连冰箱、微波炉都弄了个稀里哗啦，最后，当小家伙跑到厕所里要玩马桶里的水时，爸爸才和颜悦色地与孩子商量换一种玩法——教孩子爬椅子。

　　孩子很高兴，在家里，保姆因为害怕摔伤孩子，从来不允许她爬椅子，这下好了，有爸爸撑腰，小家伙把椅子搞得在地板上吱吱乱叫。任由孩子怎么折腾，爸爸统统不加干涉。在女儿爬椅子的时候，他的任务只有一项：确保椅子本身不会摔倒。至于孩子会不会自己摔倒，他反倒并不怎么在乎。

　　在他看来，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每一件事情都要靠自己学习，你不给他这样的机会，最终他就不会有这样的本领。如果我们一味地对孩子说“不”，那么，孩子对一切就只会缩手缩脚，最终形成一种消极人格。

　　听他这么一说，我倒真的找不出多少批评他的理由了。

　　我们的一些家长总是埋怨自己的孩子不听话，可是，仔细想想，如果我们的孩子事事顺从家长的要求，那只能做一个木偶了。我们对孩子的要求可以说是多如牛毛，这“不准”，那“不行”，到底可以允许孩子干什么？其实，我们当家长的并没有给孩子留下多少空间。

　　不只是家长，学校里制定的种类繁多的规章制度，也大都是以“不准”开头，我们在单位里对员工说得最多的，也常常是“不能”如何如何。在这样的文化下，开拓进取成了标签，锐意改革也不过是唬人的旗号罢了。

　　

你不要对她说“No”(2)

悲哉！一生中，我们遇到向我们说“不”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教育，关注生命质量(1)

<b>　　2005年4月20日  星期三</b>

　　下午3点至4点40分，是莱维尼先生的《教育经济学》课程。

　　莱维尼先生是哥大教育学院的###，也是学院终身教授评定委员会的成员，所以，他不仅在学院里备受尊重，而且在全美国，他在专业上的造诣也备受同行推崇。

　　第一次听课，莱维尼先生按惯例向全班同学介绍了我，而且还很夸张地把我描绘成一个教育经历异常丰富的专家。原来，他事先已经找有关方面了解了我的情况。在同学们礼貌的掌声中，我有些不自在地坐到了教室的后排。

　　莱维尼先生首先从教育成本的分析入手，展开对普通学术教育与职业技能教育的对比。在他看来，教育是为了使人们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如果大家同意这一点的话，我们就有理由关注一下接受职业技能教育的人们的生活。

　　从理论上说，职业教育的投资可能比普通教育要求更高，但实际上的状况并非如此。几乎在世界各个国家，职业教育的投资一直没能达到人们所希望的水平，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职业教育有些专业的成本是很低的，如职业教育的文秘专业和普通教育中类似的专业相比，其成本只有一半。客观上，接受普通学术教育会给未来带来更好的生活机会。

　　莱维尼先生强调说，表面上看，我们的教育是公平的，但事实上它真的公平吗？他认为，要真正把这一问题考量清楚，还是要从接受不同教育的人未来生活质量入手，研究教育成本与人的未来发展之间的关系。因为许多原因，我们并不十分重视处在弱势一方的职业技能教育的投入状况，所以职业教育的学生视野太窄、技能单一，尤其是再就业的能力相对较差，这样又怎么能保证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呢？

　　他坚决反对单纯强调人才培养的社会需要学说。有人一味地把人当作机器，认为职业教育是应付工业社会发展的人力资源工厂。车间需要机器，也需要技工，所以，我们既需要制造机器，也需要制造人才，特别是制造技工。站在这样一个层次上思考问题，已经远离了教育的本义。“教育的应有之义，就在于关注人的生命质量”，莱维尼先生有些激动地说，“我们不能容许美国的教育滑向制造工具的谷底。”

　　我也被莱维尼先生的情绪所感染，心里很有些共鸣，我们的教育正面临着同样的挑战，但愿我们的职业教育能够避开这样的弯路。

　　印度著名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在《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一文中指出，“生命并不只是一份工作和职业而已，生命是极为广阔而深奥的，它是一个伟大的谜，在这个浩瀚的领域中，我们有幸生为人类。如果我们活着只是为了谋生，我们就失去了生命的整个重点。”

　　

教育，关注生命质量(2)

考察美国学校，已经从校长、教师的口里听到了这样的呼声，美国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已经对学生的教育增加了学术倾向的课程，即使是一些以职业教育为主的学校，数学、科学、阅读等教学也在进一步加强。瑞典、芬兰等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时在一所学校内实施，增加大量学术与职业倾向的选修课程，以更有效地尊重学生的选择，而不是过早地把学生分流到普通教育或者职业教育学校。最近，香港刚刚通过的学制与课程改革方案，也是同样的架构。这应该是人类在经过上下求索之后，逐步认识自我、走向自我的必然。

　　我们的教育目前也处在了一个需要澄清人生与教育本义的十字路口，社会的功利带来了校园的浮躁，把学生为本、学生为中心抛到一边，漠视学生选择的权利，强行分流学生，硬性划定分流比例，并且不以为错，反而将这一切说成冠冕堂皇的社会需要。

　　我记起了苏霍姆林斯基给我们的忠告：“在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中，规定了给予学生各种知识，但却没有给予学生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幸福。理想的教育是：培养真正的人，让每一个从自己手里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幸福地度过一生。这就是教育应该追求的恒久性、终极性价值。”

　　我想到了我们的教育方针，教育的最终落脚点到底该放在哪里？是致力于把人培养成工具，还是关注人一生的幸福？

　　

在“Yes”和“No”之间(1)

晚上5点10分到6点40分，是苏姗小姐的《课程设计》课。苏姗小姐很年轻，看上去浑身充满活力。在这样的课堂里，学生也显得格外精神。

　　一上课，她首先发给每位同学一张卡片，而且提出了一个问题：对优秀学生和智力障碍学生的教学是分开组织还是合并组织？她要求大家就此发表看法。

　　美国人办什么事都怕人们走极端，为了避免学生把问题简单化，防止他们仅仅用“Yes”和“No”回答问题，她在黑板上画了这样一个图形：

　　优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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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班）1   2   3   4   5   6   7   8   9   10 （合班）

　　-----------------------------------------------------

　　智障生

　　图形中由1到10是表示对分班还是合班的同意程度，选择的数字越小，表示自己主张分班授课的意愿越强；相反，选择的数字越大，则表明自己主张合班上课的意愿越强。她要学生按照自己的倾向，在这个图形上表明自己的观点。结果，卡片上的意见被很快汇总起来，19位研究生的意见分布如下：

　　优秀生   1               1   1   2   6   3   5（人） （票数）

　　-------------------------------------------------------

　　（分班）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班）

　　-------------------------------------------------------

　　智障生           1   1   2   3   4   2   4   2（人） （票数）

　　统计的结果表明，对优秀生是分班还是合班，19位研究生中有1人强烈主张分班，有5人强烈赞成合班，平均值为，对智障生是分班还是合班，没有人强烈主张分班，只有1人把分班的倾向标注在“3”的程度上，而强烈主张合班的也仅有2人，平均值为。

　　也就是说，大家比较倾向于优秀生合班，如果以10为最大限度的话，他们的意见竟达到了；而对智障生合班上课的同意程度则略低一些，不过也达到了，可见，因材施教还是深入人心的。

　　有意思的是，讨论中有一位华人留学生请教老师，作为老师，你到底是赞成分班还是赞成合班？苏姗小姐耸了耸肩说，你是不是向我要一个标准答案？我不会给你的，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许多事情就在“Yes”和“No”之间，老师不过是让你们把平时的思考重新整理一下罢了。

　　我笑了。这可能就是我们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吧。

　　苏姗小姐给大家提出的第二问题是:创造什么样的课程，才能包容所有的学生，适应学生的不同需求？

　　

在“Yes”和“No”之间(2)

一边讨论，苏姗小姐一边在黑板上列下了十几条原则，都是同学们思考的结果。

　　1．充分考虑教育对象；

　　2．为不同背景、不同经验的学生提供适合他们的条件；

　　3．关注学生的兴趣和学习方式；

　　4．评价要与学生的期望相一致；

　　5．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经历；

　　6．综合学习活动，使学生能够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但不要对结果进行考试，只是要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做一个项目；

　　不同的学习方式应该有长远的目标；

　　给教师较大的空间；

　　要确立学生为中心的观点；

　　10. 让学生以不同的视角探讨问题；

　　11. 更多地进行小组讨论，人的智能是多元的，小组讨论可以相互启发；

　　12. 因材施教，关注学生特长。

　　讨论完了，苏姗小姐说，这是不是有点复杂？其实，无论什么课程，首先要考虑你的教育目标，然后要关注学生的个性，这样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她留下的作业就是设计一个课程方案，既体现今天的讨论成果，又表明你自己的倾向。看到有些同学有点为难，她风趣地说，你会有一个好成绩的，只要你不是随意地说“Yes”或者“No”。

　　我想起了在国内参加###的有关会议，研究起草中小学课程改革的文件时，围绕培养学生的能力目标展开的争论。争论中特别难以达成共识的是，该不该把妥协能力的培养纳入我们的课程目标。我们认为，如果从课程文化建设开始，通过我们的努力，把学生从传统的非此即彼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中解放出来，在若干问题面前敢于也能够妥协，在“Yes”和“No”之间更多地寻找一些处于中间地带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许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幸事。毕竟，妥协也是一种力量。可是，不少专家却坚决反对在学生中提出“妥协”这一概念，在他们看来，我们要全力培养的品质恰恰应该是与妥协完全相反的东西，那就是坚持、坚持、再坚持，决不妥协！

　　没有办法。最终，我们还是忍痛割爱。妥协能力的培养没有进入课程文件。

　　终于有一天，在《中国青年报》上发现了“我的妥协故事”的征文启事，看来，很多具有国际视野的人已经开始把妥协看作是一种素质了。征文中说：

　　在生活中我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妥协与让步。感情矛盾的化解、工作纠纷的处理、交友中的磨合都会逼迫我们作出最后的抉择。

　　最终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事物的推进无不在一方或多方的妥协中顺利进行。甚至有人提出，从前所说的“达成共识”早应该被“达成妥协”所取代，因为没有完全的共识，只有逐步的妥协。你有自己有意义的，乐于和大家分享的妥协故事吗？

　　

在“Yes”和“No”之间(3)

其实，这样的妥协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有，如果谁没有，他就没法生活在地球上，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妥协的力量，更不愿意去自觉地养成这一人生必不可少的品质罢了。

　　

靠什么可以记住学生(1)

<b>　　2005年4月21日  星期四</b>

　　我发现，美国大学教授的研究课题并不像我们中国教授的研究课题那样，常常目标宏大，立意深远，拉开一个很大的场面和架势，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一个课题似乎要解决教育的全部问题，他们的课题不但切入的角度很小，而且颇有些稀奇古怪，这样的课题虽然对改变真实的教育生活很有意义，但对许多中国教授来说，可能就太“下里巴人”了。

　　泰德·莱戈教授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专门研究尽快熟悉学生、记住学生名字的方法。

　　他认为，记住学生的名字是一门艺术而且值得为之付出努力，即使你同时教着几个班级。反复调查表明，学生欣赏那些把他们当作独立个体的老师，而不是那些把他们看作一个群体的老师。如果你忘记了学生的名字，在家长会上你会特别尴尬。如果你不熟悉某位学生，当你跟人提到他时，在你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名字而已，而并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

　　为此，他在学院里成立了一个教师俱乐部。在这个俱乐部里，优秀教师们共同分享着各自的智慧。

　　一位叫巴里·兰甘的教师这样介绍自己的做法，“让学生们在头几次发言时先报出名字,以后就让他们在发言前先等一下，在这段时间里你要尽力地猜一下。在头几个星期让他们固定在各自的位置上，并且在你的花名册上的姓名旁边标注上他们各自的特点，然后对号找人就容易了。最后尝试着制作姓名卡片，把它们放到学生面前直到你认识他们为止。”

　　布斯·豪老师的方法是“借助座次表”，他说：“我总是用电脑为每个班级设计座次表，然后打印几份。你可以在讲桌上放一份，在分发练习本时手持一份。这就意味着你可以快速地查阅学生的名字，并且你可以把座次表多复印几份，让每个任课教师人手一份。他们肯定对可以尽快熟悉学生而心存感激。”

　　“标签记忆法”则是内森列·奎戈理老师多年的“专利”，他告诉同事：“记住几百个学生的名字是一个让人为难的任务。特别是在你的花名册上有两三个‘杰克’和‘凯利’时。新学期开始时我会给每个学生一张A4纸，让他们写上名字然后折起来确保能立在桌子上。我上课时就让他们放到桌子上，通常一个星期左右我就可以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要不，你可以买些贴纸，让学生把名字写在上面，然后贴在衣服上。”

　　罗德·波老师则针锋相对，他主张“扔掉你的辅助物”，因为，“姓名标签和花名册在某种程度上只会阻碍你记住学生的名字。另外，姓名标签很快就会被扔掉，更糟的是，他们会被交换。因此，没有什么能代替下功夫记住学生的名字，这是区别你与代课老师的众多事情之一。接受了这一点，下一步就是想出一种办法：牢记。”

　　

靠什么可以记住学生(2)

……

　　看起来，这样一件记住学生名字的“小事”，竟也可以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的方法，只是我们能不能让这些各不相同的方法在校园里“生根开花”罢了。

　　曾经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20世纪90年代初期，台湾忠信学校校长高震东来大陆讲学，其中介绍了他在学校里进行的“点名达标活动”。他要求教师在新生入学一周后，认识全部学生，为此，学校每年要进行一次教师与学生面对面的考核。高震东校长认为，良好的教育效果来自于良好的师生关系，亲其师才信其道，师生之间大量的接触才是教育效果的基本保障。“点名达标活动”正是保证他们学校成功的关键。于是，在台湾忠信学校，高震东校长把教育演绎得有声有色。

　　可是，同样的“点名达标活动”，在我们的一所学校里却遭到了许多教师的抵制，校长甚至被扣上了“生搬硬套”、“盲目模仿”、“小题大做”的帽子。在他们看来，教师尽快认识学生，确实不错，但学校只要号召一下也就可以了，至于什么时间真的能够完全认识学生，只能水到渠成。如果较真起来，让教师与学生面对面考核，岂不是太伤老师自尊？更何况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似乎没有必要为此费太多的脑筋。

　　到底靠什么能记住学生？其实，方法固然重要，俱乐部的分享也很有价值，但是，真正记住学生，最终还是靠教师的心。没有一颗热爱的心，大概什么方法都难以奏效。

　　

附录：表扬孩子的101种方法

1.哇2.就这样干3.你很特别4.你是优异的5.非常好6.好极了7.好8.利索9.干得好10.杰出的11.我知道你能做好12.我为你感到骄傲13.超级巨星14.干得漂亮15.看上去很不错16.你是最棒的17.你很受欢迎18.你做到了19.多么聪明20.好工作21.太出乎意料了22.太惊人了23.出色的工作24.你很漂亮25.你是个赢家26.你让我快乐27.好，好！28.太好了29.你很重要30.你很有价值31.你很美丽32.你很迷人33.你已选准目标34.你正在实现自己35.你多么完美36.你很与众不同37.你使人很愉快38.很棒39.极好的工作40.让人满意的工作41.你真行42.现在没有什么能阻碍你了43.精力充沛44.你太棒了45.你让人敬畏46.你很宝贵47.非常棒的工作 48.你发现它的奥妙了49.看，太好了50.伟大的发现51.你很有责任心52.你使人激动53.你很有趣54.你是真正的勇士55.神奇56.了不起57.你在长大58.做得很好59.你很努力60.你完成了61.你是个好听众62.你是一笔财富63.你让我收获很多64.你是个好朋友65.太对了66.给你一个热烈的拥抱67.想象力太丰富了68.你掌握得很准确69.你很惊人70.你现在飞一般进步71.你真勇敢72.漂亮73.我喜欢你74.我崇拜你75.你很棒76.你真伟大77.不一般78.很称职79.为你喝彩80.你是与众不同的81.你很细心82.有创意83.成功属于你84.你照亮了我的生活85.做得极好86.那最好87.你创造了我的生活88.说我爱你89.美好的分享90.你是我的全部91.你很重要92.你是我最棒的朋友93.你是个快乐的小精灵94.你让我笑了95.孩子，你是我的宝贝96.我相信你97.你很完美98.你很出色99.来个吻100.突出的表现101.请记住：一个微笑可抵一百句话

在选择中学会选择(1)

<b>　　2005年4月24日星期日</b>

　　下午，到新泽西的摩尔商业区里呆了整整半天。为的是买东西，更是为了体验一下美国人的购物环境和购物方式。

　　在美国，摩尔商业区也是近几年才形成的一种购物场所。其实，就是一个集中的商业区，各大零售企业纷纷前来设立商场。于是，摩尔商业区越来越大，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在摩尔商业区购物，最大的好处就是人们有了多样的选择空间。

　　商家提供的多样选择固然能尊重人们的个性化需求，但多样性也让人眼花缭乱，难免影响购物的效率。对我们初来摩尔商业区购物的人来说，更是如此。所以，好长时间，我们竟没有任何收获。

　　为什么一些当地人能够在商场里匆匆地走过，对那些漂亮的门市熟视无睹？原来，他们已经有了选择的经验，在选择中学会了选择。而我们初次面对这些选择的时候，不要说选哪一个品牌，在繁华热闹的摩尔商业区里，就是选择进哪一家商场都颇费斟酌。

　　其实，在校园里也是一样，对课程的选择，同样需要我们及早地给学生一些体验。过去那种小学、中学一味必修，而把选择能力的培养全部寄希望于大学的做法，不仅给学生带来能力上的缺失，而且，养成不良的单调的思维方式也是贻害无穷的。

　　在学校里，许多人把学生一开始对课程很有些幼稚的选择，视为学生不会选择的证据，当成拒绝学生继续选择的理由，无视选择是在选择中学习的道理，于是，校园里的“大锅”只能一直热炒着一人一份的“萝卜”、“白菜”。其实这就和孩子学走路一样，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孩子初学走路不跌跟头，但如果我们因此就断定孩子没有走路的能力，永远也不敢放手让他独自学习走路，那么我们的孩子可能永远只会爬行。

　　同样，在中国的家庭里，家长代替孩子们做了许多选择。由于家长们担心孩子不会选择，于是，尽可能不让孩子面对这些让他们“为难”的机会。结果，当孩子们有一天终于不得不直面社会的时候，对他们来说，选择就不像是机会，而更像是陷阱了。因为，面对着机会，他们并没有做好选择的准备，表现出更多的是困惑和不知所措。

　　其实，选择常常是和责任连在一起的，当孩子有了自主选择的权利的时候，他才会全力以赴，他才能披荆斩棘。在选择中学会选择，在选择中规划人生。

　　人生就是不断选择的结果。不会选择，或者没有正确的选择，就不可能有成功的人生。任何一个人，他随时都会站在一个又一个十字路口。可是，我们的孩子却常常因为没有别人的指引而四顾茫然，不知该如何迈步。

　　

在选择中学会选择(2)

想一想我们的教育，想一想我们的学校吧，孩子们能够自己选择的空间，到底还有多少？课程无须选择，爱好无须选择，甚至课外活动要干什么都有了统一的要求。我们的孩子面对的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社会，他们必须通过选择方能找到通往未来的道路，可是，自始至终，我们的教育却并没有给他们这样一些历练的机会。

　　校园里的人们，还是放开一些吧。因为，选择是在选择的过程中学会的。

　　

不要让孩子带着等第进入社会(1)

<b>　　2005年4月29日  星期五</b>

　　中国驻纽约领事馆二等秘书方先生在美国考驾驶执照的经历，给我以很大的启发。

　　方先生告诉我，在美国考驾照，80分就可以合格，所以，当你在计算机上完成了80分的时候，计算机即自动关闭，其他的题目无需再答了，即使你渴望考个满分都没有机会。

　　原来，美国人不想让大家活得太累，不会把考驾照的人们分成三六九等。

　　在学校里，美国人也从来不评“三好学生”、“优秀干部”，其实，他们的班级里根本没有学生干部。班里所有的班务分给所有的学生，而且定期轮换。在美国中小学的教室里，我们经常会发现墙上挂着班务分工表：作业分发——比尔；图书管理员——约翰；教学助理——汤姆；供应经理——亚历山大；邮递员——以马内利…… 有多少位同学，就有多少件事情、多少份责任。

　　在美国的课堂里，许多时候是以小组的方式开展学习活动的。可是，小组里却没有固定的组长，召集人也是定期轮换的。而且，小组中的每位成员，全有自己的头衔，什么记录员、提问者、资料管理员等等，即使是这些一般性的头衔，也是分阶段戴在不同人的头上。总之，他们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平等，给他们同样的机会，不仅使他们能够在形式上平等，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些形式，锻造他们骨子里的平等意识，为美利坚的共和与民主奠定永固的基石。

　　我想起了自己10年前在一所初中担任助理班主任时遇到的一件事：一位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担任班长的孩子，在初二的一次民主选举中落选后，竟找不到了自我，以至于很长时间内在班级里扮演着一个尴尬的角色，用老师和家长的话说就是，他从来不会当群众，他只能做班干部，而且必须当班长。是什么让我们培养了这样一些不会当群众的孩子？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孩子们分成三六九等，他们已经习惯了在“上流社会”生活，习惯于“管理”别人，一旦处于被别人管理的处境，便手足无措起来。

　　想一想，这实在太可怕了！可是，生活中，我们还在强化着这些已经给我们带来不良后果的东西。媒体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们，在一些学校里，竟然依据学生学费的高低把校服分成两种不同的颜色，义务教育阶段的实验班则完全是重点班的代名词，就连课堂教学中对学生的关注度，也让学生明显地感觉到他们地位的不同。在一次学生座谈会上，有位学生竟不经意地自称为“平民学生”，叫我们在座的老师们既尴尬又心酸。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上初中都快两年了，还从未被老师在课堂上主动提问过。

不要让孩子带着等第进入社会(2)

不要让孩子带着等第进入社会，不能让孩子用等级观念审视社会，我们的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人生规划从什么时候开始(1)

到曼哈顿的一位朋友家做客，刚好他那上初中的女儿安娜在家。

　　我与安娜聊起了她未来的选择，她非常明确地告诉我，她希望将来学医，而且希望学儿科。

　　初中生就把自己的未来想得这么清楚！我有点惊异。

　　其实，打开我在康狄尼格州一所小学搞的调查问卷，同样让人吃惊。五年级的学生，他们对未来的选择已经非常清晰。我记得一位小学生在回答职业选择的时候说，他大学毕业后，首先到日本开发游戏，然后从事机器人技术，因为他不仅喜欢这项工作，而且认为自己也有这方面的天赋；另一位小学生则希望上麻省理工学院学工程学。那自信而执著的眼神，分明是向你传递着他们令人羡慕的理想。

　　在国内，因为工作关系，我也经常地向孩子们了解他们的未来选择，可是，每每面对的总是令人失望的眼神。曾经做过的一个调查显示，我们的学生不仅对自己的未来十分茫然，即使对眼前的自己到底有什么特长，也浑然不知。每年一度高考志愿填报，许多高三学生的一句“随便”，更是难为了家长和老师，因为自己将来要干什么，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他们竟不知道！

　　其实，这怨不得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没有给他们提供了解社会、选择理想的机会。尽管我们把“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批得体无完肤，可奇怪的是，嘴上的批判换来的却是“心向往之”，我们并没有真正领悟个中的危害，并没有从心底里拒绝和排斥。想一想，一个不了解社会、不了解职业的人怎么可能判断并选择职业？

　　在美国，人们普遍重视孩子们对社会的了解。对每个学生的义工要求是很严格的。曾经认识一位马里兰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生陈博瑞小姐，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在哈佛读完硕士，又到北京外交学院教过一年国际关系。陈小姐告诉我，她从12岁就开始了她的打工生涯，到今年32岁了，长长短短已经换了近50份工作。第一次是到她邻居家，一个韩国餐馆的老板家去做家教，当时她12岁，去教老板家一个10岁、一个8岁的两个孩子学英语，每小时可以获得两美元；18岁时她在众议院谋得了一份议员秘书的工作，这对她非常重要，因为她从中学到了好多在校园里学不到的东西。她告诉我们，在美国，必须不断地选择，不断地学习，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不自觉地审视自我，为自己不断定位的过程。

　　在牛顿北高中，有一间特别的职业生涯中心，外厅里是几排书架，放满了各个大学基本情况的介绍，也有一部分是关于职业介绍的。与外厅相连的则是几个小房间，这是职业咨询师们专门用来与学生谈话的地方。我们去的时候，刚好一位学生正在与咨询师探讨如何在暑期找一份临时工作。旁边的另一间咨询室里，一位女孩子正在为高三选什么样的大学预备课程与咨询师交流，因为，课程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她大学选报专业的基础，也是未来职业的选择。

　　

人生规划从什么时候开始(2)

沃特福德高中在学校的责任声明中指出：“沃特福德中学作为学生、家长、教师和社区的伙伴，其责任就是保证所有学生获得成为终身学习者和有责任的公民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培养终身学习者和有责任的公民，显然是沃特福德高中的培养目标。这样的培养目标，在学校领导介绍学校时又进一步得到了具体的阐述：学校一直致力于全国性的高中标准与个人发展关系的恰当处理。教育服务的对象是学生，教育的责任是引导学生往大看、往上看、往前看，学校应该为每个孩子做好整体安排，让学生走上社会时感到：我已经准备好了。在整个高中阶段，学校应帮助学生做好职业规划，明确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了解自己的职业兴趣，学会自主做出职业和人生选择。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学习并学会自主规划自己的职业和人生，是“成为终身学习者和有责任的公民”这一培养目标的重要内容。

　　沃特福德高中指导办公室是负责职业规划和就学指导的常设机构。这一工作的领导、组织与协调，由学校主管、主管助理、人事和特服主任等3人负责；还有指导主任和教师5人，秘书1人。指导人员有非常明确的指导责任：实施本校的发展指导计划，“通过专业开发和与同样致力于这个计划的同事合作，指导办公室在沃特福德高中实施这个计划的同时，也丰富和发展这个计划。”指导目标具体表述如下：

　　目标一：学生将达到与年龄和能力相适应的智力发展，包括审美情感、创造性、批判性思维和求知欲。

　　目标二：学生将形成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尊敬。

　　目标三：学生将进入发展非教条的道德和伦理价值的过程。

　　目标四：学生将学会有效地与别人交往。

　　目标五：学生将通过激励、坚韧和对成就的自豪，形成积极的自我印象和对人格魅力的感觉。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美国人就开始让自己的孩子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获得各种人生体验，在丰富的体验中认识自己，寻找自己喜欢的职业方向，明确自己的未来人生。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既是自己喜欢的课程，也是为自己的职业做准备的内容，更是在为自己一生的幸福做准备。想想我们的教育，每一个学段的学习只是进入下一个学段的敲门砖，结果只会让我们的孩子急功近利。

　　印度著名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在《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一文中告诫我们，一个社会，只有当每一个人都在做着他喜欢的事情时，社会才能和谐，“教育应该帮助你了解你真正爱做的事是什么，然后在你的一生中，你会努力去做你认为值得又富有意义的事。否则你的人生可能会过得很悲惨！你不知道你真正想做的是什么，你的心陷入一种例行公事，其中只有无聊、衰败及死亡。”

　　

人生规划从什么时候开始(3)

最后，这位影响了一代人的人生导师还没忘记叮嘱人们：“当你年轻时，找到你真正‘爱’做的事是很重要的，这是创造新社会的唯一途径。”

　　

附录：沃特福德高中关于未来职业的提示

高中毕业后你打算做什么？继续接受教育？找工作？参军？在中学选学的种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你未来从事的职业。现在就请考虑一下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才，哪些事情你可以做好，你喜欢做哪些事。以下是一些你高中毕业后可以做出的选择。

　　1．你可能想修学徒工的课程：这类课程主要培养和造就你从事木工、管子工、电工等技术工作的技能手艺，学徒过程中将有报酬。华盛顿州学徒协会和美国就业服务部将对你提供资助。你一定做好准备，因为竞争激烈。英语、数学和职业技能等课程将对你有帮助。

　　2．你有可能想参军：选择参军的合格的高中毕业生将有许多有价值的课程学习。对那些有长远计划（两年或更长）或自愿去适应军队环境的学生，我们将提供一流的指导老师和有效的经验介绍。训练课程与职业课程不同，将更多定位在大学以上的课程和训练。我们建议你和你的父母在做出最后决定前跟那些新兵们交流一下。

　　3．你可能想参加职业或贸易学校或参加社区职业培训课程。这些特殊训练的课程将包括：家庭与家庭生活、健康服务、工业贸易、技术工作、商业贸易或服务性职业。学习该课程的学生会感觉在较短时间内就能获取适应市场需求的技巧。我们自己的Kidsap半岛技术培训中心在你中学期间能为你提供优良的培训。

　　4．你可能想上大学：华盛顿州有许多大学和学院，在课程、花费到课外活动等方面提供给你较大的选择空间。花点时间去你感兴趣的大学看一看，以便你能做出明智的决定。在高中期间，一定要学好英语、数学、自然科学、社会学并且选修一部分课程，这将有利于你有较大的选择空间和选择机会。

　　5。你可能想找一份工作：如果你在毕业时想终止你的教育，那么充分发挥你在高中期间所学课程的优势，迅速适应市场需求将显得特别重要。你的辅导老师、顾问和父母将帮助你训练从事工作所要求的基本技巧。一旦你认识到工作技巧是非常必要的，那么，你就可以查询一下课程目录，选择你需要的学科进行学习。Kidsap半岛技术培训中心会提供多种机会来帮助你获得职业技艺。

　　

当孩子不能有效表达时(1)

<b>　　2005年5月3日  星期二</b>

　　在我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一直为低年级学生的能力检测而苦恼。今天下午，与数学?科学与技术系苏珊女士的约谈，使我茅塞顿开。

　　苏珊女士是研究教师培训效果的专家，近年来她把评估教师培训质量的方法用到了对孩子学习效果的研究上，让孩子们通过画图画的方式展示他们对一些事物的理解，独辟蹊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她曾经多次到过中国，而且她的弟弟还抱养了一个南京的小女孩，现在已经12岁了。也因为这个，她对中国有很好的印象。在桑代克教学楼的三层会议室里，她首先向我展示了参与这项实验的部分学生画的图画。

　　这是一些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年龄都在10岁左右。实验主要检测的是他们对互联网的认知状况。在实验开始前，苏珊女士首先让孩子们根据自己的理解“画一个网络图画”，也就是画出自己心目中的网络， 然后再对学生进行为期一年的互联网知识与使用的培训。在一年之中，她先后五次要学生画同样要求的网络图画。结果，她发现，“孩子们一年中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从她的研究报告中附录的网络图画中可以看出，一个10岁的孩子，在培训前画的网络图，竟然只是一台屏幕空白的电脑。经过两个月的培训，第二次的画在屏幕上有了一些简单的图标，其中一位孩子还画上了一个小娃娃；四个月后，一位孩子竟在屏幕上画出了一个网址，并填上了“Loading”（加载中)的字样；第四次画的时候，一位学生已经把他开始使用的“Google”网站很清晰、很准确地画出来了；第五次绘出的则是“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网络路线图。很明显，学生对互联网的认知在不断加深，而且画出来的图画也越来越抽象，越来越接近互联网的内涵。

　　苏珊女士还匠心独运，在台湾做了同样的实验，并且把纽约与台北同年龄孩子画的互联网图画作了比较。她发现，纽约的孩子对互联网的理解更多的是游戏和购物，比如，一个小男孩干脆在屏幕上仅仅画了一家美国超市“GAP”的标志；而台北的孩子则更多地把互联网当成发送贺卡的工具，大多数孩子在电脑屏幕上画的全是大大小小的贺卡，另有两位小朋友画的是电脑休眠的情景，其中一位小朋友还在屏幕上写了一句吓人的话：“不许动，谁动就砍脑袋。”苏珊女士说，我猜想，可能家长还不允许他们摆弄电脑，孩子们眼里看到的电脑，往往是家长离开电脑后休眠状态的屏幕。

　　苏姗女士慢条斯理地说，这样的评估方式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孩子这个特定的年龄，你要让他说出或者写出自己的认识往往非常困难，而通过他画出自己大脑里的图像，你却能分析出他们的思维水平，这不是一般的评估方式可以做到的。

　　

当孩子不能有效表达时(2)

我曾经参加过一些学校的办学水平评估工作，发现我们所设计的评估工具存在很大的问题，孩子们可以很容易地隐藏事实真相，甚至可以在别人的怂恿下弄虚作假。我到一个省份督查课程改革进展情况时，曾经使用过一些专家设计好的评估工具，发现这些工具实在是幼稚可笑。譬如，向学生发的问卷有这样一些问题：“你们学校体育课开设是否正常？”“你们学校老师是否热爱学生？”“学校课外生活是否生动活泼？”等等。结果，不管到哪一所学校，学生的答案千篇一律、一好百好。后来，一位被督查学校的女学生在给我的邮件中说：“督导座谈会之前老师就召集我们开会了，言外之意就是要我们往好的方面说。”但是，当我在座谈会上要孩子们写一段文字，描绘自己的一位老师，而且能被在场的同班同学所指认时，我意外地发现，不同的学校，不同的班级，孩子们笔下的老师竟然是那样的不同。教师到底爱不爱学生，从孩子们对自己老师的描绘中是很容易找到答案的。

　　有位很有经验的老教育工作者曾说，评判一所学校不用太多的指标，只要看一看校园里老师们的眼神，孩子们的神采就差不多了。乍一听，这话似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仔细想来，这却远比检查一些计划总结、表格数字更有说服力。

　　见我对她的研究很是欣赏，苏珊女士高兴地邀请我一同搞一些合作研究，希望我在中国的学校里，也搜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进行一些对比研究，我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教师是学校的生命(1)

<b>　　2005年5月6日  星期五</b>

　　上午8点，全美学校亚洲事务委员会主席梅巧女士执意来接我们。她十几次到中国，常常被中国朋友的热情接待所感动，所以，这次一定要按中国式的接待方式来接待我。

　　梅巧女士告诉我，今天参观的第一站是牛顿北高级中学，是牛顿市仅有的两所高中之一。

　　还没到学校，梅巧女士就介绍说，设计牛顿北高中的原是一位以设计监狱见长的设计师。所以，他把这所学校设计得也像是一所监狱，社区的人们非常不满，市政府正计划拆旧建新。

　　果然，学校看上去真有点监狱的味道。不过四层高的楼房，却给人高墙森严的感觉，四周似乎密不透风。从外表上看，没有一点学校的生机与活力。

　　梅巧女士在这所学校教过多年书，对学校的情况非常熟悉。在教学楼的主廊中一路走来，碰到的每位教师都和她像老朋友一样打着招呼，而她也十分高兴地把我介绍给她的那些老同事们。这样走走停停，到校长办公室竟然用掉了十几分钟。

　　校长詹妮弗·霍廷顿女士来自英国，她和丈夫都非常热爱登山运动。不过，很可惜的是，她丈夫在一次登山活动中遭雷击死亡。校长是个很和善的人，她正在办公室与市教育局负责课程的副局长朱迪丝女士研究工作，见我们到来，很是高兴。她首先非常自豪地告诉我，牛顿北高中与北京的景山学校从20世纪80年代初即建立了友好关系，学校曾有一位叫列波曼的学生因为到中国学习，非常喜欢中国，留下不回来了，后来考入了耶鲁大学，又到哈佛读了法学院的博士，现在哥伦比亚大学讲中国法律课程，是一位很有名气的中国法律问题专家。

　　说起牛顿北高中的概况，詹妮弗校长说，学校有9～12年级，一般是14～18岁的孩子，共有2200名学生，是一所综合高中。除了学术课程以外，学校还为学生开设了技术课程，如计算机、汽车、木工、电子等。学生来自近50个国家，选修汉语的也有100多人，学校还与十几个国家有合作交流项目，90%以上的学生将进入大学学习。

　　当我问校长，在美国，办好一所学校最为重要的是什么时，詹妮弗非常明确而坚定地脱口而出：教师是最为重要的，有了好教师，学生就喜欢上课，也能够学到东西。但要找到好教师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所以，在学校工作的各个细节上，都要把教师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走出校长办公室，梅巧女士首先带我来到历史系办公室。办公室分内外两部分，里面一间是系主任的办公室，外面一个大厅一样的房间则是全校所有历史教师办公的地方。办公室四周摆满了书架，中间是老师们的办公桌，还有一个老师们开会的地方。系主任告诉我，这种办公方式是从中国学来的，这样不仅每位教师都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空间，而且，还可以随时围在一起开会，研究一些大家共同关心的事情。

　　

教师是学校的生命(2)

应梅巧女士的要求，系主任重点向我介绍了学校选用教材的情况。在美国，每所学校都有独立选择教材的权力，这个权力并不在校长，而在学科的教师们。出版商每年都会把相关的教材寄送到学校，然后，各位教师通过阅读、对比，选出自己喜欢的高质量的教材，最后，通过投票决定选用某一种教材。当然，系主任在其中还是能发挥很大影响的，因为他往往就是这一学科的权威。

　　一边说，系主任一边向我介绍着每一种教材的优劣。他耸耸肩膀，很风趣地说，其实，选什么教材已经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天天跟这些东西打交道，心里已经十分清楚；倒是如何教好我们的孩子，到现在我也搞不明白。

　　告别了历史系主任，我们打算去语言教研室。很凑巧，当我们来到语言教研室的时候，正是午饭时间，两间办公室里坐满了教师。原来，他们是在利用午餐时间面试两位前来应聘的新教师。美国人太讲究实际了，边吃饭边面试新教师，既使面试显得轻松自然，又节约了教师们的时间。

　　当然，学校对在职教师也有评估，一般是两年一次。新教师在一开始工作的第一年里，学校要对他进行四次考核，如果合格的话，就可以取得终身聘用资格。这个考核小组由校长、校长助理和一名老教师组成。考核的指标体系共有五项内容：一是交流能力与技巧；二是课程准备情况，也就是备课；三是自我提高也就是继续教育的情况；四是课堂气氛；五是考试或考核的成绩。考核的形式比较简单，就是考核小组到课堂观察学生的情况。如果这个教师不合格，这个小组有权力通知他们的“老板”——市教育局，不要和这位教师继续签订聘用合同。

　　我明白了，校长所谓“教师是学校的生命”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深入到了学校的“骨髓”。只有教师在学校里真正有了地位，从选用教材到聘用新教师都有实质性的参与，他们才可能真正成为学校的脊梁。

　　

教育资源就在我们身边(1)

当我和梅巧女士来到牛顿北高中时，她曾带我到了一个看上去像是教导处的地方，这里可以找到学校全部课程开设和管理方面的资料。办公室的一位女士给我拿出了几大本档案夹，抽出其中一些材料，向我介绍情况。使我感到好奇的是，学校把一切都当成教育资源的意识。

　　“学校办公室活动”是要学生在学校办公室里服务的课程，既是给学生和员工提供的辅助性服务活动，也是一门课程。在这里可以修习一个学期，每周4个学时，成绩合格，可以获得个学分。而“大哥哥、大姐姐”也是一门课程的名称，这是一个一年的学习项目，只有12年级的学生可以选修，合格者可以获得5个学分。参加者有机会为其他需要帮助的低年级学生当一年大哥哥、大姐姐，为他们提供指导和帮助。与之相类似的还有一门“同伴指导课程”。因为，每年都有100多名学生转入牛顿北高中学习，如何帮助转学的学生尽快适应生活，如果单纯地依靠校方和老师，这是一个很繁重的工作。但聪明的牛顿北高中把它演变为一门课程，让接受帮助的新生和选修课程的同学都从中受益。10～12年级的学生皆可选择，每周只用半天时间，选修者可以获得1个学分。

　　可能是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梅巧女士又把我带到了处在教学楼一层的学校印刷厂。足有三间教室大的印刷车间里一片忙碌，没有一个人因为我们的到来而停止手头的工作。梅巧女士介绍说，工厂的业务全部由学生经营管理，从总经理到普通工人，从市场营销到财务管理，里里外外全是学生当家，赢亏也完全由学生负责。看来，美国中学里的课程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实习、实训，而是让孩子们真枪实弹地进入“实战”了。

　　从印刷厂出来，我们又来到了学校出口处的幼儿园。当我们走进活动室的时候，孩子们正在老师的指导下唱歌。整个幼儿园里总共只有15个孩子，每人都有一张很大的照片挂在墙上。见我疑惑不解的样子，梅巧女士说，这些孩子都是学校教师或者市政公务人员的子女，送到这里来，是为学校幼儿教育专业的学生提供实习服务的。学校总共有两门与幼儿园有关的课程，一门叫做“儿童成长和家庭”，9～11年级的学生可以选修。在这门课上，同学们将对婴儿、幼儿、学龄前儿童的智力、情绪、社会和物质发展进行研究。他们将学习到孩子成长过程中玩耍、自制能力、逻辑能力和心理学之间的关系。整个课程的一半时间都是在这个幼儿园里通过实际保育工作而获得学分。我发现，幼儿园只有一位专职教师，而其他全是选课的学生，教材就是一本《成长中的儿童》。还有一门课程叫做“儿童成长实验课”，供10～12年级的学生选择，每周有2个课时。这门课要求学生获得10个学分，教材是《发展中的孩子》。同学们在这门课程里，将通过心理学、教育学以及历史和社会学的帮助，留意孩子们的成长并重点讨论孩子们一个月的成长过程，把学习的重点放在学前儿童的体质、情绪、智力和精神发展上。

　　

教育资源就在我们身边(2)

很有意思，既为学校的老师们解决了子女的教育问题，又同时为学生们设置了课程，可谓一举两得。

　　中午，梅巧女士在学生经营的一个教师餐厅里招待了我。本周的菜谱是意大利饭，每人两个意式肉丸、两块通心粉、一碟水果沙拉，每份⒋95美元。校长告诉我，这个餐厅全是学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他们负责全校教师的用餐。一个孩子如果选择这个课程，在9年级每周就有4节课在这里上，到10年级以上，每周就可以上12节。当然，在9年级也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选择。

　　一边吃饭，一边感叹美国人的聪明和精到。校长与我谈到的一个观点，又回响在我的耳边：我们学校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学生可以去的地方；学校的任何资源都应该与学生有关，因为，学校是为了学生而设立的。

　　纳税人的钱该花在哪里？

　　眼下，经常从社会上一些人那里听到一些颇有点不满的声音：政府的钱一大半让教育花了；在财政供养的人员中，教师就占了一半。

　　这话本身并没有问题，从基层的财政状况看，确实如此。问题就在于，说这话的人，他们的话里明显包含着另一层含义：似乎这些钱不该花，花得冤枉。

　　还是看一看牛顿市的情况吧。牛顿市作为一个学区，在全美居第九位，属较大的学区之一。学区内有10万居民，共有21所学校：15所小学，4所初中，2所高中，11000名学生，1000名教师。如果算一下师生比的话，恰好是1︰11，与我们编制部门规定的农村1︰23，城市1︰19的师生比相比，相差很大。

　　牛顿市的教师年平均工资为5万美元，校长平均10万美元。教师的课时很多，高中每班每科4节，但要上5个班的课，所以每周一般有20节课。当然，他们的班额很小，因为学生有许多选修课。

　　教育局有6个内设机构，120名公务人员，由6名局长助理负责，分别是商务财政与规划、人力资源、基本建设、课程与教学、校长管理（原为两机构：小学校长管理与中学校长管理，后因裁员合并）、食堂与特教。其中，人员最多的当数课程与教学部门，一间大厅一样的办公室里，有近30个人办公。细问他们的职能，原来与我们的教研室很有些相似。

　　仅教育局就有120人，这样看来，美国的机构也够臃肿的。但再仔细考察，才发现，政府部门除了教育局和警察局，几乎就没有什么公务人员了，用陪同我考察的张先生的话说，美国人的臃肿只是臃肿在该臃肿的地方了。

　　一个学区的财力状况一旦丰厚，他们立即就会想办法增加学校的支出。在美国，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到西雅图的时候，当地教育委员会的委员们，正在商量给每个学校新增一名护士，因为，他们今年的税收有所增长；在洛杉矶的一个学区，他们为初中二年级每个班级新配了一名数学辅助教师，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年龄的孩子学习数学会面临很大的困难，而一旦财力好转，就应该“把钱用在刀刃上”。

　　

教育资源就在我们身边(3)

对校长和教育局长的聘任，则更是被居民所看重的。在牛顿市，无论遇到哪位市民，他们都会向你谈到他们的教育局长杨杰夫。这是一位毕业于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在美国东海岸很有影响的教育行政官员。市民很自豪的是，因为他的到来，本地区的房产大大增值，已经成为大波士顿地区最有人气的社区了。杨杰夫局长年薪为15万美元，比牛顿市市长的年薪还高出3万。在市民眼里，市长不过是管理治安和消防，而教育局长才关乎他们的未来，即使没有孩子，也关乎他们房产的价值。

　　西雅图的一位华人联合会召集人告诉我，美国纳税人之所以愿意把钱交给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孩子是他们最为重要的理由。他还告诉我，他所在的社区近年税收情况不好，学校一些学科没有了辅助教师，为此，家长委员会正在发起倡议，要社区的居民为学校捐款，每人300美元，用以解决聘用数学辅助教师的薪金。

　　

附录：美国教育局长的标准

美国学校管理者协会与全国学校董事会于1980年首次联合召开会议，尔后又相继于1992年和1994年召开会议，共同制定了有关教育局长的角色和责任的指导方针。

　　为了进一步解释教育局长是一种职业，美国学校管理者协会标准委员会确定了一系列的职业标准（AASA，1993）。委员会说：“所有教育局长都应该符合8条职业标准。”教育局长的职业标准可以归结如下：

　　标准1：领导与社区文化。这一标准强调执行领导才能、洞察力、塑造学校文化与氛围、授予他人权力以及对多元文化与种族的理解。

　　标准2：政策与管理。这一标准以与董事会共同工作程序的确定，社区政策、标准与规章制度的制定，以及美国民主社会公立学校管理的描述为核心。

　　标准3：交际与社区关系。这一标准强调向社区和媒体清楚且有效地解释地方区域的构想与意图的能力；还强调对社区反馈做出的反应以及达成一致意见以强化社区的支持等。

　　标准4：组织管理。这一标准要求搜集、分析和使用有关政策信息的能力，发现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设计解决问题方法的能力。它还强调有质量的管理以满足内外消费者的期望以及资源的配置。

　　标准5：课程规划与开发。这一标准检验的是教育局长为提高教学而进行课程战略计划设计的能力，运用认知发展理论的能力，使用有效可靠的性能指标的能力等。

　　标准6：教学管理。这一标准衡量的是对有关学习与教学策略的研究能力和成果，以及让学生成绩最优化而整合资源的能力。它还关注将研究发现与最有效的经验运用于课程的能力等。

　　标准7：人力资源管理。这一标准评价的是有关确定教职员工评价与评定的能力，以及建立监督提高工作效率体系的能力。它还要求解释和应用有关人事筛选、发展、留任与解聘等合法要求的能力。

　　标准8：领导的价值观与伦理观。这一标准强调的是理解并塑造拥有适当的价值体系、伦理观和品行端正的领导。它还要求教育局长具有对多元文化和种族的理解，并要求他们与社会机构和人力服务部门进行合作，以帮助每个学生成长和发展为一个有责任、有知识的公民。

　

等一等自己的灵魂(1)

<b>　　2005年5月15日  星期日</b>

　　美国土著人有个习惯，每逢外出旅行，走两天，就要停下来休整一段时间。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走得太急了，怕自己的灵魂跟不上来，所以要“等一等自己的灵魂”。

　　其实，尽管我们不敢说自己走得太快，但也的确需要学一学美国的土著人，“等一等自己的灵魂”。

　　访学的最后一天，一个人坐在客厅里，静静地想着30多天里亲身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你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自己？访学的五个星期里，我不时地把自己带到这些看上去像是哲学家才去思考的很原始的问题圈子里。我尽可能地躲开一些世俗的应酬和干扰，让自己的思绪不断地在患得患失和无所顾忌中穿行。仔细想来，我不过是应了美国土著人的那个习惯，也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罢了。

　　1995年，我在高密一中做校长期间，曾经与老师和同学们一同酝酿了一个“为40岁做准备”的校训。尽管那时自己已经36岁，但却总有一种尚未长大的感觉，似乎万米赛跑刚起步，从未想过终点是什么样子。时过境迁，10年岁月如雾如雨又如风，起跑的发令枪声早已成为记忆中的钝响，终于，我也开始想象终点的模样了。

　　人生都有的终点并不是人们想要的，如果有谁希望把一生仅仅用来换取一个人生的终点，那样的人生肯定是空洞而凄凉的。人生的价值注定是一个过程。

　　于是，我开始审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重新思考自己眼前的付出和未来的收获。我开始重新定义幸福，着手重新规划人生。如何把人生的过程变得更加多彩，让自己的经历更加丰硕，成为我人生规划的目标。

　　你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自己？虽然我还不能完全想明白，但毕竟，我已经开始了思考的长征。

　　人生的最高追求就是幸福。有人说，幸福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同时养活了自己。如果你一生都在做着自己并不喜欢的事情，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又为的是什么？很显然，如果这个推理成立的话，幸福生活的要素就离不开自由，一个看上去很简单、很不起眼的“自由”！也只有这个不起眼的“自由”，才能确保属于你自己的选择，才能让你坚定而温和地勒紧自己命运的缰绳。

　　可是，生活中绝对的自由并不存在。于是，我们只好委曲求全，试图以伤神劳形地屈就他人而求得自我放飞的一小片天空，幻想以劳役之苦去换取心灵的解放。于是，人们活得很苦、很累，终于，有许多人抛弃了追求自由的努力，把希望和梦想留给了虚无缥缈的未来。

　

等一等自己的灵魂(2)

当有一天我们终于走近了人生的终点，我们会不会应了上帝那句嘲讽人类的戏言：“他们活得好像永远不会死，到死时却像是没有活过一样？”

　　是呀！没有自由的生活，是不属于自己的生活！

　　感谢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盛情邀请，是他们给了我等待灵魂的时间和理由。已经20多年没有这样一段集中学习与沉思冥想的机会了，我竟然适应得很快。每天的课程都让我兴奋，每天的约谈都让我充满期待。我异常珍惜这段对我来说来之不易的机会，天天到午夜才休息，每一天晚睡，都寄希望于来日早上可以晚起，自己竟变得像小学生一样，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好笑。更好笑也更让我惊讶的是，在脑海里竟不时地冒出一个按捺不住的念头：我有没有走丢自己的灵魂？

　　我没有办法为自己下一个结论。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丰硕的人生，时时充满欢乐，处处遇到好人——从高密四中所在的双羊镇开始，一直到高密、到潍坊，一路下来，总是遇到那么多令我感动的同事、朋友和领导，是他们帮助我，理解我，关爱我，我实在太幸运了！

　　按孔老夫子的说法，40岁才进入洞明世事的不惑之年。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么，理智的人生应该从40岁开启。这样，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在适当的时节把握自己，去尝试着开启一个不一样的、属于自己的人生。可能精彩，可能黯然，但却真正属于自己。

　　明天，我将回到自己深爱的祖国。和许多赴美学习的朋友一样，在美利坚的土地上，每一次心灵的震撼都是因为责任与使命，每一次的“怒其不争”也不过是因为忧虑与担心。一个人单薄的灵魂很容易走丢，但也比较容易拣回来，一个民族的灵魂却容不得这样。所以，一个拼命赶路的民族，应该走走停停，不时地瞟一眼前方，避开那些坑坑洼洼，这样才能走得更稳健、更踏实，才能走得更快。

　　你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对一个民族来说，这样的问题同样重要，也同样沉重。如果我们都不去问这样的问题，也许真的会走丢了灵魂而不自觉。我想，我们每一个肯思考、有着民族责任心的人，都应该阻止这样的悲剧上演。